时间: 2025-05-21
美国“科技右翼”里的“四种人”
来源：ld体育app下载 发布时间：2025-05-21 10:03:07
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特朗普大获全胜、全面取得政治授权告终，并且正在深远的影响美国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及文化，并辐射全球。这场大选里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硅谷科技阵营的加入：硅谷的创业者、企业家、投资大佬的政治光谱发生了显著变化，选择公开与特朗普/MAGA阵营结盟。他们在大选期间为特朗普提供资金与媒体支持，在就职日当天亲自到现场捧场，在大选后又加入特朗普的团队，担任政府要员、顾问及幕僚。这些人被统称为“科技右翼”（tech right）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，当属在特朗普班子里担任职务的几位，包括负责“政府效率部”（DOGE）的埃隆·马斯克，以及担任“AI和密码货币沙皇”的大卫·萨克斯（David Sachs）。
在特朗普之前，硅谷从90年代互联网方兴未艾的时代开始就与结盟（硅谷与的“盟约”），但他们从来就没如此深入的接触政治，试图自上而下的改变美国的政治、政府、监管、政策，乃至政经关系及社会文化。这种政治与科技资本的紧密结合令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：他们想出了各种词汇来描述当前的美国政治，从“科技权威主义”（techno-authoritarianism），到“科技封建主义”（techno-feudalism）。
然而，但凡关注美国，关注中美大国博弈及未来的人都必须关注“科技右翼”：“科技右翼”正是美国人工智能、半导体等前沿科技及应用的原始驱动力。他们之所以深度介入政治，也还是为了从根本上塑造、影响、决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及未来。而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，正是科技。
另一点，也要看到，“科技右翼”代表的是新兴的企业、技术、资本力量，是精英中的战斗机，与特朗普的民粹右翼基本盘——中低层白人——有着极大的差距。确切地说，MAGA基本盘是怀疑和敌视大企业、大资本和精英的。因此，科技右翼和MAGA基本盘的矛盾是特朗普阵营内部最大的矛盾。如果这个联盟在未来破裂，也可能将“科技右翼”从民粹右翼运动里扫地出门。所以，我们还得动态的看待美国未来的政局发展。
然而，目前许多提到人“科技右翼”时，容易泛化、模糊化、过于笼统，有时指代个别的人物，有时指代个别企业，有时甚至指代所有企业、整个硅谷、甚至整个科技产业。因此，有必要以更细的颗粒度去分析“科技右翼”标签里形形的人物。
笔者根据“科技右翼”代表人物加入特朗普/MAGA阵营的时间先后，并结合其理念与动机上的差异，将科技右翼（tech-right）人物归为四大类，并分析各类人物的特征和异同。
这个方法，也结合笔者之前的文章《MAGA的“六大阶段”——（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有趣比较》。我们也会将这些“科技右翼”的人物对应“MAGA革命”的不同的历史阶段，方便读者理解。
2. 加入时间：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（早于特朗普民粹右翼/MAGA革命）
4.基本描述：硅谷的“思想家”及异类、PayPal和Palantir Technologies的联合发起人彼得·蒂尔是“意识形态先驱型”人物的代表。他在斯坦福大学时期就已经右倾，是学生里的挑衅者，曾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辩护。1995年，他和大卫·萨克斯一起合著了《The Diversity Myth》（多样性神话），公开反对校园里的政治正确、多元文化主义、平权法案等，属于最早一批批评主流自由派文化、左翼身份政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
5.意识形态：自由意志主义（libertarianism）、保守主义。坚定相信自由市场、个人自由、减少政府干预，反对进步主义及其社会政策和文化趋势。他们不仅是MAGA运动的早期支持者，也是“科技右翼”思想的奠基人。此外，他们也相信技术能实现民主没办法实现的目标
6.加入特朗普/MAGA运动的动机：他们对民粹右翼运动的支持是基于长期形成的政治信念，动机最为纯粹，立场最为坚定，不以个别的人物和事件所改变
7.政治行动和行为模式：不直接介入政治（不到政府任职），主要为民粹右翼提供理念输入、公开支持MAGA政客（彼得·蒂尔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公开支持特朗普）、提供政治选择，通过资本重塑政治生态（支持JD·万斯和Blake Masters等民粹右翼候选人）、投资支持符合右翼理念的平台（例如右翼视频平台Rumble）、参与舆论宣传（例如大卫·萨克斯的博客节目）等
1) 他们是意识形态和理念驱动，很早就是右翼生态里的意见领袖，曾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和顾问，与特朗普/MAGA的关系最为密切和长久
2) 他们更接近思想家，一直混精英圈，在幕后参与政治，与MAGA基本盘没有直接联系，受到的关注也很小，基本能忽略
1. 代表人物：埃隆·马斯克（Elon Musk）（该类“科技右翼”的主要代表，甚至唯一代表）
2. 加入时间：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加入。马斯克本人在特朗普首次遇刺后正式加入
马斯克在南非的白人精英特权环境长大，从小对于权威主义、白人精英主义耳濡目染。他自1990年代时就来到硅谷，被加州的自由派环境所影响，也接受了美国主流的自由派的观点。但这些年，美国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越来越左，越来越激进，使得从小受保守主义环境熏陶的他发现了自己对现状越来越不满——特别在偷渡客、犯罪、文化多元主义、跨性别、对言论的过度审查、政府过度监管等问题上。同时，他也发现了自己的观点立场其实更加贴近特朗普。2024年7月特朗普首次遇刺后，瞬间集中了大量政治势能。马斯克也不再犹豫，正式加入特朗普/MAGA阵营，并为选举贡献了2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及X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支持，最终帮助特朗普锁定大选。在特朗普当选后，他积极并高调参与新任政府，被任命为“政府效率部”（DOGE）负责人，负责联邦政府的机构精简及预算缩减
自由意志主义、保守主义。作为“科技右翼”，相信科技可以改造未来；相信精英管理制度（认为努力工作和自身能力是成功的唯一合法先决条件）；相信政府可根据企业的方式管理（权威主义的强CEO制，以及严格管理员工、大刀阔斧裁员）。此外，特朗普也是Ayn Rand的纯粹资本主义理念的真人化身。但作为意识形态转变者和跟随者，在个别问题上马斯克也持有全球主义、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看法。
1) 在特朗普/MAGA的“流亡”阶段（“第四阶段”），还在支持，和特朗普保持距离，只到了2024年大决战时才加入统一战线，“参加革命时间”太晚。所以，马斯克们还需进一步验证自己到底是不是MAGA的“自己人”
Marc Andreessen和Ben Horowitz是风险投资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发起人（该公司是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）。Andreessen也是脸书的董事会成员，公司还投资了微软旗下的OpenAI。和硅谷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大部分生涯都是人，认为一辈子投票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过去几年，这些人对现状严重不满，对拜登政府及的政治和政策有极大怨言，但又不敢公开跳船、废弃和的“盟约”，只是一直潜伏等待。在马斯克的带动和鼓舞下，他们在2024年大选的后期公开加入了特朗普MAGA阵营，并成为特朗普核心圈的幕僚。他们支持特朗普的问题大多是认为拜登政府在AI和密码货币等领域的政策有利于大型科技公司而非初创企业（及风险投资资本），反对拜登提议的对亿万富翁未实现资本收益征税的计划，认为这会“扼杀初创企业和为其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行业”。
1) 这一类人在历史上倾向，只是因为特定议题（如密码货币和AI监管）转向特朗普/MAGA阵营，并希望能够通过改变政治站队，影响政治政策
1) 他们丝毫不关心MAGA基本盘，对MAGA基本盘（“劳动人民”）没有感情，完全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
4) 反过来，MAGA基本盘对这些硅谷精英只有深度的警惕、怀疑甚至厌恶：他们都以为这些硅谷精英昨天还是自由派和全球主义者，今天就在最后一刻加入革命，只是打算分食胜利果实的机会主义者。他们过着最精英的生活，远离普通美国人的真实生活；他们专注推行的政策（人工智能、密码货币）和老百姓没有太多关系，纯粹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
：这里包括了所有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尝试与之修复关系的硅谷大佬。与第三类机会主义者不同，这类人物都是大厂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，所有一举一动都在聚光灯下，一点政治转向都会涉及巨大的政治利害。他们是和硅谷“盟约”的核心主体，在2016年大选时支持，在特朗普当选后遭到政治谴责，认为他们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了助力特朗普胜选的“帮凶”，使他们引发线日国会山事件后，他们将特朗普从主流平台上禁言，与特朗普划清界限。在2024年大选期间，他们仍旧支持候选人，不敢公开支持特朗普（当然，识时务的贝索斯特地让旗下的《》不要公开支持某一方候选人，其实就是怕万一特朗普当选，得罪了特朗普）。特朗普当选后，这些大佬看到美国已经变天，立即转投特朗普——扎克伯格、贝索斯、奥特曼等都向特朗普就职基金捐款；他们公开祝贺特朗普，表示期待与特朗普的政府合作；扎克伯格飞到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，并且为做到“言行合一”，还对Meta进行了重大调整，包括将内容审核交给用户、放宽对仇恨言论的限制、削减DEI政策、任命特朗普的盟友、UFC老板Dana White担任Meta董事会成员等。一夜之间，他们都从特朗普的反对者变成了顺从者甚至拥护者
他们的主体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左翼自由主义（liberalism）。当然，许多人也反感左翼的过度进步主义政治，同时，他们也希望放松对大企业，对社会化媒体，对AI及相关领域的监管，减少政府的过度职能。他们对特朗普/MAGA的支持更多是策略性，而非深层意识形态认同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属于传统的保守主义。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“打不过就加入”，他们拥护特朗普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现实，基于商业利益的现实考虑，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。对于Meta（以及Google），第一个任务是避免监管战（反垄断诉讼），让企业“活下去”（生存考量）。此外，他们也希望在移民、贸易、关税和能源等关键政策问题上影响特朗普，并获得特朗普的支持
综上，这四类人物的演变反映了美国科技行业政治光谱的变化——从早期的自由意志主义、保守主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立场的组合，同时交织着各种商业利益。
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MAGA运动的壮大，慢慢的变多的科技领袖选择与之结盟，但要看到，他们的动机和忠诚度是不同的。总体来说，对“科技右翼”四类分类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框架，让我们理解科技行业领袖与MAGA运动的复杂关系，以及他们政治立场和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利益考量。这种分类有助于分析当前的政治格局，也可以为预测未来的政策走向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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